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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年之交吴冠中先生

我和吴冠中先生住在同一个社区。去年我搬到了一所新房子。当我准备拔掉电话的时候,我想到要和吴冠中先生说再见。我在电话里说我会经常去拜访他,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。他说他身体的其他方面都很好,包括睡眠不足。吃了四片安眠药后,他只能睡三个小时,这很痛苦。我问他是否还在写作。他说这很难...他在电话里说了很多,好像不是我要搬家,而是他要去长途旅行。回想起前年的春节,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。和往常一样,在拜访他的时候,除了能说新年祝福的嘴巴,我还有两只手空。然而,当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,我感觉到了给予我的温暖。虽然今天是元旦,但他家的新年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发生任何变化。他的生活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。这个小工作室不到10平方米,面朝朝阳。午餐已经安排在画案旁边的餐桌上:一个像盘子一样的大馒头,一盘“煮蒜薹”,和两碗用各种豆子煮的粥。吴夫妇正在准备晚餐。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刚剪完头发,就问:“这是街头艺人的手艺吗?”?吴先生似乎很高兴地说,街上的理发师搬进了理发店,不必站在街上。多年来,吴先生花了两元钱在街道公园的林荫道旁找了一个“蹲摊”理发师来“剃”他的头。每次我见到他,我都会开玩笑地说,这样一个有价值的脑袋怎么能被如此廉价地“处理掉”?吴先生转过头来说,理发师是一种“行为艺术”,而我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。我们的工作不同,我们的价值观相同。这时,他的头将被理发师“无情地”归还。他不得不低下头,喃喃自语:“我就像一个等待剥皮的冬瓜一样值钱。”当理发师遇到这种情况时,他会自豪地笑着说:“那你可以聊一会儿。”有说有笑的时候,吴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谈论他的“创造性观点”。此时,我觉得他很孤独,我希望别人能理解。有一段时间,社会上对吴先生的观点有一些批评。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,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要说。因此,当我们动员吴先生接受我的采访时,我们事先声明:我们不谈友谊,我们只谈意见。我是一名记者,我的职责是记录我所说的话。你是被采访者,完全愿意并且诚实。吴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。过去,无论是他的学生、朋友还是记者来看他,在文章发表之前,他从来没有要求看一眼,而是要求我“我已经看过了,把它送回去”。过去,也许是由于记者的误解,或者是记录不全,或者是遗漏了几个词或短语,或者是其他原因,吴先生本人、社会和学术界在他发表后都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。因此,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,“我个人想在出版前看一看。我对我说的话负责。不能被朋友愚弄!因为信任并爱上它的是朋友。朋友在变。我也在改变,没有人不会改变。在漫长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朋友和知心朋友。这个村子之后,就没有这样的商店了。朋友和知心朋友很难一起旅行。分手后,真诚的朋友会留下回忆,但不真诚的朋友会留下遗憾。我当老师已经几十年了。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学生说过谎。我在学术研究中绝对使用科学手术刀,拒绝承认我的亲戚。对学生和朋友诚实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对不真诚的人也是如此。对那些有目的的人没有保护。因此,它们被使用并脱离了上下文。这种人和事不仅影响我的个人情感,而且在社会和学术界也起着非常不好的作用。”面对这位学养中西、白发苍苍却又对世界一无所知、像孩子一样简单的老艺术家,我没有说出“我要为自己的写作负责”这句俗语。因为,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老人的请求。采访非常深入,他的情绪总是非常激动,但他也非常清晰和有条理。后来,在我的专访《吴冠中有话要说》全文刊登在的《鲍》上之后,吴先生把这篇文章收入了他的文集。我们的友谊也从相识走向了更高的境界——忘记一个人的老年。我记得2001年去吴先生家的时候,他的房子和以前有些不同,窗台上的小瓶子里多了一朵红色的康乃馨,桌上的花瓶里有一朵绿叶的金色郁金香。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吴先生的生日。这两朵优雅、简单、朴实的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他熟悉的朋友或门徒悄悄地送来的,他们爱他,崇拜他,以此作为他们心灵的象征。吴先生一生中从未为自己计划过生日,他坚决不提倡任何人庆祝他的生日。因此,我不知道哪一天是他的生日,他只说,我是一只老羊,你是一只小羊,我们都是羊。他漫不经心地问我羊的生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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