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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一条马哈鱼

马刚是我的“知青战友”,比我大两岁。参加“文学创作班”后,我和马钢的友谊日益加深。老崔,崔长永,中宣部部长,主管文艺创作。他也是我们团文艺知识青年的“总司令”。马钢是第15届青年团的宣传队长。他擅长制作各种文艺节目。他也有表演天赋,还演过《胡传魁》。在“学习班”里,每次我开玩笑,我总叫他“胡司令”。我经常穿一件绿色的,洗过的白色外套,熬夜,因为我必须及时把我的工作交给老崔。我的脸不可避免地会变得五彩缤纷。马刚给我起了个绰号叫“绿脸孩子”。老崔很喜欢这个昵称,经常叫我“绿脸孩子”。那时候,我在写作水平很高的“学习班”里不是“作家”。我在马刚面前很谦虚,总觉得他写小说比我好。马刚总是鼓励我不要像兄弟一样气馁。老崔对我们很严格。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我和马钢。由于偏好,要求更加严格。每次我和马刚把手稿交给他,我们的心总是很紧张。老崔常常通宵达旦地审阅我们的手稿,我们彻夜不眠地担心小说的命运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,如果老崔的脸色是愉快的,我们就会猜到小说已经顺利通过了。有一次,马钢写了一部名为《小贩》的小说,他对自己感觉非常好。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,情绪高涨。听了这话,我也觉得他的小说无懈可击,近乎完美。我有点嫉妒。但这部小说被老崔无情地“枪杀”。用蘸了红墨水的毛笔写的四行评语是:马钢和马钢并不严重,只有针卖了几百英里。这些风骚的男孩从哪里来,招惹了一大群女孩?这对马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他整天闷闷不乐,吃不下东西。老崔得知后,只说“请食堂做碗面”,并没有收回“判断”。我安慰马钢。在我和马钢的友谊中,我只安慰过他一次。我们在一起时,他安慰了我。那些日子我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担心。幸运的是,像老崔和马刚这样的人给了我友谊和安慰。六年半后,我去了乡下,上了大学。六年半以来,我和马刚只在“学习班”里相处。离别之后,我期待下次在“自习班”再见面。仅仅因为有“下一次”,我们之间就没有太多的交流。也因为没有太多的通信,再次见面总是很亲热。每次见面,我们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离别时也是如此。我们不愿意彼此分开,我们的话无法表达。有一年,在“学习班”学习结束后,老崔离开我和马刚,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招待所的“学习班”去打磨和抄写其他“创作者”的几部作品。当我们完成任务并在下午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时,已经是除夕了。车厢里只有我和马刚,就像我们的专列。没有供暖设备,旧汽车没有关紧,每扇窗户都覆盖着厚厚的霜。我们很冷,我们的脚很冷。我划了三根火柴去抽烟。最后一次是在马刚帮我用双手护住火柴的时候。烟只是被熏过的。可以看出车内的空气有多冷。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马刚脱下外套,把我们盖好。这样我就暖和了,但他显然更冷了。我不同意他的观点,但是为了让我保持温暖,他坚持要这样做。我只依赖他。那时,他真的像个哥哥,而我是个弟弟...他在路上来哈尔滨看他妹妹。火车在午夜后到达哈尔滨。他在火车上和我讨论了他是否可以先去我家,在去他姐姐家之前一直睡到天亮。我嘴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但心里却很不情愿。我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家啊!每次回家,我都要挤出一个炕来睡觉。他睡在哪里?此外,我家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。果然,半夜敲门,马刚有些后悔。我想直到那天,他才真正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沮丧。他意识到他给我的家人带来了麻烦,但他后悔得太晚了。我把我的两个弟弟赶到里屋,和马刚住在一起,把他们的衣服放在厨房的小炕上睡觉。第二天早上,我家的情况更充分地暴露在马钢面前:房子的四面墙空空,甚至连一面镜子都没有。有腿的家具不完整,是我哥哥生病时打碎的。我的母亲、哥哥和姐姐都很悲伤。我只在马刚面前叹了口气。马刚胡乱喝了一碗粥,哭着匆匆离开了。当他离开的时候,他拿起我的菜刀,切了一半的鲑鱼留下来——他还给他妹妹带了一条这样咸的鲑鱼作为一年一度的礼物。他走后,我在他枕下发现了20元钱。他最多只有20元。他有一次在火车上说,不可能回到他的第15团,他不得不伸手问他的妹妹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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